“任先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最普通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是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他特别能采取平等的态度来与人研讨问题，跟学生在一起也很和蔼、平易，从来不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杜继文说。
作为任继愈的得意弟子，上世纪50年代，杜继文在北京大学曾跟随其学习多年。后来，经毛泽东批示，任继愈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时，请杜继文过来一起工作。任继愈从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卸任后，杜继文接替他任所长。
在杜继文的印象中，任先生讲课非常清晰、明快，文章也很深刻。“任继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始终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把这种信念贯彻到他的各项工作中，并为此奋斗不止。”杜继文说。
任继愈就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时，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张志清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国图工作。
在张志清眼里，任先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长者，没有架子，对年轻人，他总是非常关心、爱护。在国图工作期间，他喜欢叫住青年人，询问他们的工作和读书情况。
任继愈晚年时，曾对来访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我和你们不一PG电子网页版样了，我已经年纪大了，如果说你们还有100元，我就只剩5毛钱了，我要抓紧时间做事情。
“任继愈先生来国图工作时，年纪已经不小，而且他的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和管理工作也很繁忙。我们向先生汇报工作，一说就是半个小时，他总是耐心倾听，给予指导。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打扰他了。”张志清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后来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新鹰还只是所图书馆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张新鹰清PG电子网页版楚地记得，那时图书馆的藏书很有限，经费也不宽裕，尤其是国外图书的采购量受到很大制约，而任继愈出国讲学和接待外宾，经常获得不少赠书，不管这些赠书如何珍贵，他也总是把它们原封不动地送到图书馆，让大家共享。
“他当时对我们说：人家送我书，未必是因为我的学问有多大，而是因为我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所长，有社科院的地位，所以这些书应该归公。”张新鹰说，“当然，对于任先生的学问，大家都是很仰慕的，他自己这样说是一种谦虚。同时，这也表现出他的平易，不愿显示自己的特别。而且，这样做更反映了他对所里图书资料建设的无私关怀和他的一种高尚的公物观。”
在任继愈亲自制定的“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宗教所图书馆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宗教研究专业文献资料中心，有力地促进了本所乃至全国的宗教学术研究工作。
在宗教研究所期间，对于努力工作的年轻人，只要任继愈认为他可以在某个领域有所发展，就会非常细心地鼓励、栽培、扶植。
在张新鹰的记忆里，和任先生说话总是能体会到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与同事探讨问题时，他也喜欢用一些平实的语言和自己的经历来循循善诱。
“他决不会用自己的地位和学识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而是用非常普通、平实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仿佛是不经意的流露。任先生的大师风范，不仅表现在他的学问和工作上，更是融化在他的生活中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上。”张新鹰说，“跟他在一起，不但让你认识到思想的深刻，更能体会到该如何为人。”